“小农经济”真的不堪一击？

记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在食物帝国的诱使和迫使下，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其国民也被塑造成为食品帝国所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也正在这一进程之中。

当一国的政府决策者和农业专家们，多已被“洗脑”，认同本地化食品体系不如全球化食品体系，小农经济模式不如农业产业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农业不如高资本、高耗能农业有竞争力的时候，悲剧的大幕就真正拉开了。

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记者：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才会说：“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记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询者，会看到美国产业化农场模式的表面成功，却对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国家，甚至中国自己产业化农场失败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种咄咄怪事，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人们却视而不见。

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记者：有很多分析认为，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粮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却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场大宗粮食期货暴涨，则成为现货市场全球粮价上涨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这真是“粮食武器”，它要打击谁？为什么？

周立：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全球性粮食、能源战略，并有能力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石油储备、粮食储备以及生物能源计划，都服从于整个全球战略。美国期货市场、现货市场的价格联动，是有意策划，还是因应全球粮价变动以及供求变化的市场行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

但是，食物帝国的扩张，不在于一时、一地。而且，食物帝国的主导者，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经做到了赢家通吃。不是帝国核心成员的经济体，自然而然，是一轮又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输家。

记者：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立：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记者：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都存在一种颇流行又很有影响力的意见，即在一个粮食供应充足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无需维持高成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只要可以，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多的粮食。您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对这种流行理论做出中肯的评价？

周立：正是由于资本通常不愿意进入农业，才造成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农业真正定位为产业化，农村定位为市场经济。提供居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的首要之事。农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背后是政府高额补贴，农业上并无多少优势的日本和欧盟，更加以高补贴来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在1990年代，也将农业定位为产业化，却从未放弃过对粮食储备、粮食价格、食品质量的控制。“无农不稳”，是各届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认识。各种类型的“米袋子”、“菜篮子”、“吃饺子”工程，总是不断在各地成为政治表达。

我想，只要愿意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农业实践者就会给出合适的答案。如果连最普通的农民都知道即便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知道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本报北京5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