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形大回转

“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

停耕消息公布后，村民开始忙乎起来。2007年春耕之际，其他村开始育稻苗，张福安村民却开始大张旗鼓变卖车马绳套等农用工具。刘怀斌家有一辆农用拖拉机，还有修大棚用的塑料布、育苗木排，一口气全部卖掉，得了一千多元。“给钱就卖，都是废铁的价钱。”他笑了。

电井、电线杆，全部被拆除，运水通道也堵上了。村中所有农田如今荒芜一片，耕地中长满了膝盖高的野草。

同时，农民们也机关算尽地装饰这些土地。他们在地里抢盖大棚，栽种果树、药材，迅速翻修自家院子的围墙。这是从已征地的农村传来的经验：地上附着物、农作物能博得额外补偿。“这不荒唐吗？”刘怀斌说。不过他也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大棚，在后院里栽满了药材。

可是恰如村民事后所说，“再精还能精过当官的？”高花镇政府早已领命做了准备，早在宣布征地不久，就派人下来登记各户情况。村会计领着两个人到各家录像——以后出现的物件一概不算。

刘怀斌也忙于影像记录。他拿着相机，像那些到外白渡桥上照最后一张相的上海人一样，想在这个万物飞逝的国度中记住过去。他和老伴在村里拍照：村委会大楼、寺庙、桥。“村子要没了，我不得留个纪念嘛。”

已经迁出了村子的一些非农业户则想方设法迁回村里。有种招数是到派出所“挂失”户口簿，只要花9元就可办个新证，户口簿上身份变成了“居民”，据说这样就能享受农民待遇。按照“人均分钱”的方案，这些“非转农”的回流人口必然会分割村中农民的经济利益。

由此，有人偷偷上访。铁西新区政府下派了工作组调查，查出了4户16人不合规定的户口。

真正的烽烟四起，还要延至2007年7月。当时村委会瘫痪，农业户“恍然大悟”，才爆发了一场土地利益的争夺。

去年6月，新区政府下派由7个部门组成的稳定工作组进驻张福安村，牵头协调工作的几乎都是部门一把手。除了涉及征地补偿工作的工作组之外，还有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组、村级财务审计组。

由60人组成的工作组进行了两个月调查，对11年来的村级账务、8大土地问题进行调查，审计资金达6369万元。张伟介绍说，目前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共查出48项问题，违规资金189万，已追缴了33万多元，正在处理的违纪干部有10名左右。

工作组进驻不久，村支书赵国强和村委会主任徐洪利便辞职了，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回避。

多名村民讲了相同的笑话，赵国强辞职后，雇人在自家地里种果树。“咱也不当官了，也是农民了，不能少得啊。”一名村民笑道。

在非农业户眼里，赵国强是“能镇得住场的官儿”。在他离开之后，农业户开始活跃起来，纷纷上访，“非农业户不能分钱”被列入主要申诉要求。一名参与上访的农业户已说不清上访次数了。

不过，这种办法奏效了。2007年8月一个星期天，铁西新区农业发展局官员到村小学宣传土地政策，包括其他已开发的乡镇土地补偿办法、张福安村的分配草案。会议持续了4个多小时。最后，政府来了个U形大回转，宣布了另一种分配方案：非农业户不能参与分钱。.

上百名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挤在一起听政策。一讲完，农业户都鼓掌，非农业户则在一旁沉默不语。稍后，一名非农业户站起来质问：“这是哪个法律规定的？拿出来。”不过没有得到答复。

不久，村委会贴出了名单，详细罗列了农业户、非农业户、学生和亡者，要求村民“互相监督”。

这下子，农业户消停了，可非农业户的上访队伍又出发了。“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张伟说。

“运动员”、“造反派”

“造反派”分工明确，识字的做“秘书”，不畏拳脚的做“保安”，甚至还专设了负责在村里打探消息的探马。

位于沈阳西部的铁西区被誉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在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中，铁西区被沈阳市放在首要地位。早在2002年铁西区和西郊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之时，区政府就加速了郊区城市化进程。“为老工业区东搬西迁创造空间。”张伟解释。

2006年9月，地理位置接近的“沈西的工业走廊核心”细河经济区成立。8个月后，细河经济区和铁西新区合署办公。目前，铁西新区的面积达484平方公里，作为工业区很可能是全国最大。不过，这个工业区中包含了87个村，占了410平方公里。

张福安村被划入铁西新区行政区划之中。世代种地的村民转眼被列入装备制造业的区域规划范畴。

大规模征地是在为沈阳成为“东北中心城市”做准备。在2005年初，原市长、现市委书记陈政高在沈阳市“两会”上，为中心城市制定了两个标准：一是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二是城市的经济实力。

“只有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沈阳才会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的中心城市。”当地媒体报道引述了陈政高的话。“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这也是沈阳发展的方向。”

由于这一宏大构想的实际推进，在张福安村，村民们得以憧憬他们的新生活：这里将变成城市，他们将成为城镇人口，住进商品房，不再伺候土地，不再为化肥、农药价格上涨烦恼。

可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始终难有明确答案。在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征地补偿款怎么分？

在这个失去了规则的村庄，在北边一户有大房子的村民家里，非农业户经常聚集“开会”，研究法律法规，策划上访方案。这种事先张扬的会议同时又被赋予了心理战的功能。“我们公开开会，鄙视他们。”一名非农业户说。

“他们”是指后来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赵群、妇女主任石白玉这些农业户的“头儿”。非农业户称他们是“运动员”、“造反派”。村民们介绍说，“造反派”比非农业户有组织得多，分工也明确，识字的做“秘书”，不畏拳脚的做“保安”，甚至还专设了负责在村里打探消息的探马。

某种程度上，村民们像华尔街的交易员一样聪明，他们根据自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阵营。一些村民自己是农业户，但有孩子是非农业户，他的利益就跟后者绑在一起。陈连荣和他二姐同为农业户，而他的儿子家里3口人都是非农业户，姐弟俩见面也是吵架，几乎决裂。

二姐是“造反派”里的活跃分子，陈连荣看不下去：“你老蹦干啥啊？”在当地方言中，“蹦”，就是“活跃”和“起事”。“哪能呢？咱侄儿哪能不给钱呢?”二姐搪塞说，隐藏了自己的居心。

同时，身为农业户的陈连荣又不得不担心自己的“蝙蝠”身份。他害怕被非农业户阵营抛弃，冲着佟祥保喊：“你们有些事不告诉我。”“哪能呢？”佟祥保回答，尽管确实有些事不告诉他。

非农业户们感到了社会阶层的蜕变。“矮人半截啊，没要到钱，上街都灰溜溜的。”非农业户李宝菊说。

“以前说话还顶用，现在说话成反动标语了。”佟祥保坐在女婿的小轿车上，有些心酸地说，好像置身于过去几十年中经常在村里露天上演的讲述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国产电影之中：“变天了！”

村中的非农业户中，除了少数致富者之外，大部分仍是农民。他们由于政策照顾转为非农业户，但依然生活在农村，靠种地营生。李宝菊54岁，丈夫原在供销社上班，供销社解体后便回家种地。随后他们遇到了一项国家政策：如工龄在20年以上的，家属可以转为非农业户。“不花钱就能变啊。”李宝菊说，“当时听说，非农业户还能给个低保，孩子考试、入伍可以少一两分。”她心动了。然而8年过去了，她户口簿上的“性质”一栏仍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城镇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非农业户口成了鸡肋。

去年4月孙子出生，她想入农村户口却不行。派出所告诉她，孙子必须随儿子的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们激动地举出各种农村义务：农业税费、修路、立电线杆，在计划经济时代每户供应沈阳市区一头猪，保证城镇人口有肉吃。他们觉得自己所尽义务与农业户无异，这次征地补偿理应有份。

每当两个阵营的村民们到省里和北京上访，区、镇干部就得急忙赶过去，接回来，平息事端。

非农业户一开始没有经验，一群人闹哄哄上京，去到国家信访局门口，马上有辽宁省信访局工作人员过来招呼：“来来来，跟我走。”就被送回了村里。

长经验之后，他们印制了多份申诉材料，一行12人分成两批，各自乘车，每两人为一组，每组都拿上材料。只要有一组闯进国家信访局，就算是成功。在沈阳火车站，他们中的第一批被镇干部截住。在交涉过程中，他们偷偷把车票、钱雇司机递给了后到的第二批。后者赶紧退票，转搭大巴车赶到了北京。这一计划成功了，终于有一组人马把材料递进了国家信访局。

后来，非农业户们还准备去国土资源部，镇干部赶来了。像央视春晚小品中的赵本山一样，佟祥保提出了一个“来前儿的车票谁给报了”的问题，要求报销上访费用。镇干部不同意，双方吵了起来，最后只能答应了。一个月后，一名非农业户到区信访局报销了4天7500多元。

农业户知道后，很不满意：“我们都没有报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