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庄学义依然记得，自己是昂首挺胸、面带微笑地步入法庭的——他相信自己的清白。

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从他作为最早的林区拓荒者讲起，为大兴安岭招聘了一批建设骨干；为大兴安岭开辟了公路网；大兴安岭8个林业局，他参与了3个的开发和创建……旁听的女同志不禁潸然泪下。

他当年的辩护律师池英花回忆，这辈子，她再也没经历过那种场面——“开庭的时候，居然有群众排了百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进入法庭。”

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也是当时的辩护律师，他向记者回忆说：“审判庭是在一个大的电影院，人山人海，庭审时我的辩护词让大家不断地鼓掌，结果法官居然宣布，谁再鼓掌就把谁押出去！就那样也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

张思之认为庄学义“无罪”，提出5条辩驳意见：

庄学义到达育英林场时，“贮木厂连同贮木厂办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真正面临被吞噬威胁的正是图强林业局本部”；庄学义当时通报了火情，提出了措施，驱车继续查看火情，三个行为无可指责，而且一路疏散人员，不属于“离开育英”；庄学义“简单地”让曾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正说明庄学义作为指挥员的果断与高效；“没有亲自去各单位部署抢险救灾”不成立，驱车前往，算不算“亲自”？综合厂是不是“单位”？观察火情是不是为了“部署抢险”？庄学义命令曾凡金驾轻骑急速奔向图强直接报警，使图强一万五千之众有所准备，正是积极的救火行为。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外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

“老百姓是最痛恨官员腐败的，为庄学义辩护能得到老百姓这么样的拥护，不是很能说明律师的价值、说明庄的案情真相吗？整个审判过程，法庭内外掌声如潮，我是在群众的簇拥下离开的。”张思之老先生回忆说。

一名坐在前排的公安局干警因为太激动，正要举手准备鼓掌时，被当场“抓获”给押了出去，于是，“鼓掌未遂”一词还成了新鲜名词。

事隔多年，当年那位鼓掌被押出去的干警王玲向本刊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庄学义没罪，包括一些法院的工作人员——开庭时，他们就悄悄把票给了很多想去旁听庄案的群众，“不然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结果，庄学义声泪俱下的陈述，律师精彩的辩护，引起观众热烈地鼓掌，法庭看维持不住秩序，就杀鸡骇猴，把王玲扭送到公安局。而局领导和王玲挺熟，“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给放了”。

第二天开庭，王玲换了身衣服，悄悄溜了进去，这次她不敢坐在前面，在后面找了个位子，群众还是照样为庄学义鼓掌。

但庄学义怎么也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

一审、二审，知情者的无罪证言、律师的精彩辩护，都无法改变庄学义的命运：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成为黑龙江省委处分的11名干部中，唯一一个受到实体刑罚的人。

事隔多年，张振玉这样解释为何唯独庄学义受到刑罚：“可能是图强被大火烧死的人数比较多吧。”

原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副庭长李春录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按法律说确实有问题，但当时是政治因素起作用。为了这个案子，从最高法到省高法都派来了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说了不算……”

被改变了的命运

一场大火，庄学义从局长变成了阶下囚。

在监狱里，他的同狱者有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朝夕相对，这让他感到屈辱，尽管那些曾经的林场工人都理解他的委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和尊重。

后来，从检察院监狱转到铁路监狱，工作人员特许他散步，只要不越界。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北极光，“真的是漂亮，五彩斑斓，还在不停地变幻。”

在监狱中，庄学义染上肝炎，还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时好时坏”，有期徒刑三年的终审判决出来后，他被保外就医。

1988年春节，他的妻子金培华因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向林业局领导求救，无人理睬。眼看着妻子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他曾电话报警过的阿木尔林业局，向他们夫妇伸出了援手，这让他感到了温暖。

一个能说明庄学义当时境况的细节是，图强林业局给每个职工都装了电话，但就是不给庄学义装。两个职工实在看不过去，帮庄学义私自装上了，但还受到局领导的责问和追究。

庄学义只得离开图强，回到出生地——江苏连云港。可是，离家多年，栖身之地早没了。而且，大兴安岭检察院不断派警察来，企图将他重新投入监狱，这让他惶恐异常。

“被他们再弄进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有躲。”描述那几年的流亡生涯，庄学义用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两个词。

“只要林区那边通过好心人传来风声，说有人来抓，当然不是直接说，有时是一张电报，上面写着：‘单位有急事速归’，我就明白了。单位找我能有什么事，肯定又是有人来抓我了，于是赶紧躲出去。”

“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办不下来身份证，又没有钱，就常常在车站过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地方呆几天就走了。”

“看病需要花钱，流浪需要花钱，都是向朋友们借的，最多的一个借了五六万，直到现在还没还清。”

1990年，金培华生病住院，结果被单位歪曲为陪着庄学义一起躲避警察的抓捕，被单位开除党籍、长期下岗，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影响不可避免。有一次，孩子拉着他的手问：爸爸，我们是逃犯吗？

这让庄学义无言以对，是的，孩子们都还小，不应该跟着自己受累——“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才12岁，小学毕业，被送回了老家，寄居在亲戚家上学。亲戚的孩子也多，日子不好过，尤其我的孩子天天吃住都在他们家，时间长了，谁都会为难……”

庄学义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兴安岭又有警察来抓他，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地方去。最后决定，让金培华带两个孩子到庄学义河北一个朋友那儿过年，庄学义一个人在外流浪。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母亲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流浪街头了……

提起孩子，一向开朗、乐观的庄学义哽咽了，金培华也泪流满面。“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道路，他们应该都能上大学，但现在，这两个孩子，却只能合伙弄个小生意，勉强糊口……”

庄学义说，直到他们买下房子，30多岁的大儿子才找到对象，去年结的婚。但是，结婚的时候，庄学义却在黑龙江继续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婚礼都没办。

“我们在这边，连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孩子也没有固定收入……”庄学义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