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内文导读——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南方都市报》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颖 陈刚 雷敏 发自北京

今天的胡福明已经满头白发,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最关注的时代话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2008，改革开放三十而立。

这30年的故事，无论如何书写也难以述说其万一。或许只有上上个世纪末流行的一句话方能道出一丝端倪———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30年，不仅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3000年来的每一次改革，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康有为，无一不是国家政权的宏大叙事、豪杰枭雄的烙印足痕。唯有这30年的变革，分田按印的农民，摆摊设点的个体户，白手起家的企业主，奋笔疾呼的知识分子，与执政者掌权者一道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奋斗的记忆，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凝结的历史。

如何重新审视30年来发生在东方古国土地上的每一件往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未来的路径？

从今天开始，南方都市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正式拉开序幕，作为贯穿2008年全年的报道工程，南方都市报将推出改革开放30年大型系列政论通讯，在北京、广州分别举办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高端论坛，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等。作为这场盛大纪念的第一章，我们首先推出“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系列报道。

我们试图通过30年来若干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私人记忆，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波折，来浓缩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南方都市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官方网站：www.oeeee.com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