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几位企业家都走过很多地方，你们对于中西部省份与浙江的差距有很直观的感受，其中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陈铁祥：最大的感受是地方招商力度很大，但是部门还是没有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念，这与浙江比差距很大。企业去外地投资，土地款打进去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每一步都需要政府支持、部门服务，缺了哪样都不行。

《决策》：请问浙江在引导部门服务企业上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供中西部地区借鉴学习的？

袁忠祥：2000年以来，浙江做了很多好的尝试去引导部门为企业服务。早先浙江政府部门服务观念也很差，我记得诸暨市在这个时间段有两项措施是很有效的。一就是给企业派发市长绿卡，主要就是针对部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的企业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市长解决，2005年以后就没有企业去领绿卡了，因为部门服务现在很到位。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诸暨市一直在坚持的企业评部门活动。每年以问卷形式下发，市政府专门有一个评审委员会，像我们阮市镇每年都有30—40家企业参与，这是真金白银的东西，没有水分的，部门很看重企业对自己的评价。

《决策》：部门动起来，主动服务于经济建设，确实需要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与经济发展或者说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部门，例如税务、土地、银行等等都是垂直管理的部门，地方政府在调动这些部门的时候会不会有些障碍呢？

袁忠祥：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管理体制上浙江与中西部省份是具有共性的，浙江能够做到，中部省份也应该可以做到。关键是评价部门工作的主体是谁，一个部门服务好不好，领导说了不算，如果企业说好，老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抓住这一点，就可以让部门有效地动起来，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

浙企外迁的动力是什么？它们的外迁，有何规律性？给浙江带来了哪些影响？面对这些影响，浙江又如何应对？

浙企外迁之四大枢机

-本刊记者 贺海峰

1997年上半年，温州100多家灯具制造企业整体搬迁到了广东中山古镇，这些企业不仅包括灯具的经销商，还包括制造商以及为其配套加工的企业。当时，这一事件一度引发温州政府部门的恐慌，因为紧随其后，曾经在全国灯具流通市场占据1/4份额的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

10年来，浙企外迁犹如星火燎原，渐呈加速之势。浙江省委政研室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浙江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刚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对外投资(包括省外和海外)将首度超过外来投资(包括海外和省外)，浙江将率先成为我国净对外投资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