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温州锁业群体转移到江西上饶，合同资金达到2亿元。温州原有200多家锁业企业，受制于土地、劳动力成本升高，行业利润下滑，温州十多家企业选择离浙江只有40分钟车程的上饶“试水”。而在湖南宁乡县，慈溪打火机产业也出现群体性转移，并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既然浙企扎堆北上西进已成大趋势，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招商模式如何与这种投资组织模式相匹配呢？那就是有目标地选择合适人选，去“吆喝”、去召集有意向的投资者。

《决策》记者在浙江长达一周的采访中，企业家普遍认为，每年各地的政府招商团队到浙江，大家对此的态度通常是“应付”。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不会盲目相信招商人员的介绍，将自己多年创业的身家投放在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但是，谁能够减轻政府与投资者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呢？那就是先行一步走出去的浙商。《决策》杂志最近完成的一项统计调查表明，83%的浙商认可“以商招商”这种形式，62%的企业表示如果招商环境好，他们会扮演“媒介”角色，向其他的浙商做推介，而浙商戚邦俭就在“千名浙商看邳州”的活动中，极大地发挥出了这种作用。

登高一呼，众人响应，邳州有个戚邦俭，其他城市也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戚邦俭。关键是，政府有没有让他们发挥出作用。

鄱阳：做好“送上门的生意”

2006年，温州生态园鄱阳工业园项目正式签约，对于江西第一农业大县鄱阳而言，温州生态园无疑是一个大项目。但是在鄱阳人看来，引进这个项目并不难，因为这是个“找上门的生意”。但是，生态园项目开启了国内首个政府与政府之间成功实现产业集群迁移的先河。

温州百家无纺布和五金机械产业向鄱阳整体转移，一场看似无意之中的一场资本流动，实际上有着特殊的背景和规律。温州百家企业外迁背后，就是浙江正在推进的“腾笼还鸟”战略。温州政府自从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以来，实施“抓大放小”策略，一方面采用“先堵后疏、堵疏结合”的办法，推进企业外迁；另一方面，会同行业协会的力量，扮演企业外迁的幕后推手，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去周边省份异地发展，腾出空间实现产业升级。

对中西部地方政府来说，能够像鄱阳这样毫不费力地引进大项目无疑是令人振奋的。这样一种资本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共同推动的全新浙商投资模式，尤其值得引资地关注。“鄱阳现象”代表了浙江产业转移的一种全新动态，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政府在招商活动中除了扮演积极的角色之外，或许还存在一种“消极”的形式，但是这种消极不是无为，而是要更加准确地把握浙江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一些变化，更加精确地定位自己的招商重点区域，更加敏锐地观察资本输出地政府对于企业“走出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