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浙江省决策层适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跳出浙江”，就是要实施浙江传统产业的合理、有效的梯度转移；“发展浙江”，就是使浙江在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层次的同时，形成新型的、高层次的新产业。要避免“跳出浙江”以后的产业“空心化”，关键是看浙江的产业层次能否升级。按照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说法，就是要挪开“死鸟”，提升“老鸟”，增加“新鸟”。“死鸟”指的是纳不了税、交不了排污费和发不出工资的企业；“老鸟”是行业内能继续生存的企业；“新鸟”则是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高新技术产业之“鸟”。

外迁之后怎么办

面对民资汹涌外溢的不争事实，2006年，浙江省政府力推“浙商回归工程”，并要求各地将“国内引进”纳入行政考核体系。

其实，浙商反哺浙江现象早已有迹可寻。譬如，每年春节前后，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资金就多达数百亿元，平均每天多达数十亿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400万家走出浙江投资的浙商，年产品销售额逾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近年来，在外创业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浙江商人竞相回乡“发展浙江”，其“反哺”金额已超过5000亿元。浙江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这也是很多浙江企业“跳出浙江”又回头“发展浙江”的原因。“民资输出第一大市”温州在这条轨迹上走得更远，2005年，温州将招商引资列为“一号工程”，以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但与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浙江一些地区的投资环境依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仍以温州为例。首先是政策执行不够“灵活”。比如广东省对小规模纳税人(如小额印刷业务、电脑零售等)实行包税制，企业可以为业务员代开发票，但这种做法在温州却被严厉禁止。在上海松江工业区投资，签订协议后，凡是土地红线之内均可边盖、边批，该区土地、规划部门也从不因此对企业罚款，如果被市里查到，罚款也一概由区、镇政府支付，这样“灵活”的做法在温州是很难想象的。其次，温州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如印刷业的市场准入把得就比较严，作为“中国印刷城”的龙岗，持证印刷企业只有800余家，仅是广东省的1/18；而在温州，拿不到许可证的企业，到了广东都能得到许可证，导致小规模印刷企业纷纷涌向正在全力打造“国际印刷中心”的广东。电器行业市场准入也是一例，温州的生产许可证可以在上海使用，上海的许可证不能在温州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浙江的生产要素瓶颈还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浙商“回归工程”胜算之招就在于更灵活的吸引投资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