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企业外迁的动力是什么？它们的外迁，有何规律性？给浙江带来了哪些影响？面对这些影响，浙江又如何应对？

外迁的动力

跨国或跨地区投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投资；在400-1500美元之间时，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加。根据邓宁的理论，早在2003年，浙江就已经处于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

从企业自身发展的层面来看，资本逐利的本质，必然使得不同规模的企业竞相向要素成本低、优惠政策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集聚，并通过对资产、土地、品牌、商业网络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推进结构调整。譬如，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北上南下、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国企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

而与这种高歌猛进的气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彼时的浙江，正陷入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之中：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容量较小，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等不断攀升，电力等重要原材料供给日趋紧张。以土地为例，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有0.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各地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工业用地紧张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惊人，加之近年在各类经济园区的规划中倾向于引进大中型企业，导致不少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用地难”的困境。温州有关部门曾对外迁的企业作过一次调查，出人意料的是，其中的66.5%都将“土地紧张”列为自己外迁的主要原因。

上述难题，一方面制约了浙江纺织、服装、制鞋、印刷包装、日用小商品、小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制约了水泥、化工等资源加工型产业以及能耗、水耗、地耗、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土地等资源要素硬约束的条件下，大量低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集聚，必然影响精深加工型重化工业、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故而，一些浙江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转向能源、原材料供应充裕的地区，比如有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了黄磷基地、水晶基地、皮革基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