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一枚公章被分成五瓣，当人们还在为“民主”的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贵州乡村朴素地村民为大家好好上了一课。“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埃”，还是村民们理解到了民主的真谛。

中国约70万个行政村里，极少有像圭叶村那样一夜成名的。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令人惊异：这个位于贵州省大山深处仅有86户人家的侗族小寨，虽然至今远离网络，但在不到一个月内，与它相关的网页，已经突破300万个。

同样不到一个月内，来自全国各地约20名记者，先后从省城贵阳出发，坐上至少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到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城，再乘车沿着一条颠簸不平的土石路，摇摇晃晃穿过密林，翻过许多座山头，最终来到这个躺在山谷里的小村寨。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包丽敏 文

大山深处的圭叶村

分成五瓣的圭叶村‘民主理财’章，甚称全球最牛。 来源：贵州政协报

有史以来头一次，寨子里的村民惊奇地看见，沾满牛粪和鸡鸭粪的小道上，先后走来这么多记者。他们操着普通话，拿着采访本，举着照相机，对这个寨子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来自电视台的记者，更是架起几十万元的摄像机，把村头村尾以及村民吊脚楼的楼内楼外拍了个遍，就连村里养猪专业户家二三十头嗷嗷叫的母猪也没放过。

记者们并不是来欣赏风景的。所有的人都为一枚印章而来。

这是一枚普通的圆形梨木雕成的印章，所不同的是它被分成了5瓣，由村民选举出的5人各持一瓣。自从2006年这枚印章“诞生”以来，村里的开销都须经由这5个持章人统一审核。只有5瓣印章合一，蘸上印泥盖下去，村干部拿来的票据才能报销。

这枚印章被称作“五合章”。即使是本村村民，也还有人并不确切知道它的正式名称。然而在互联网世界里，从上月底开始，它已被冠以“史上最牛公章”。

这枚土里土气的印章，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民主”。“‘最牛公章’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一家媒体这样说。

“‘五瓣公章’是枚质朴的民主之樱”另一则评论称。

而北京一家报纸更是在社论中评价道：“史上最牛公章”体现权力的分立与制约。

能不能雕刻一枚财务审核章，然后把它分成5瓣

“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33岁的村支书谭洪勇说，“我们根本没想过这个五合章会往深里发展，只不过是想用来监督我们村的财务。”

事实上，眼下由五合章来监督审核的，主要是一笔由县财政给村里拨的5000元办公经费。不过，在这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村子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个村几乎所有人都还住着木头吊脚楼。他们从山上砍取杉木，涂上桐油，搭建起这种传统房屋。即使到2005年，村里还有6户人家屋顶盖的不是瓦片，而是长满青苔的杉树皮。这些因风吹雨打而变成黑色的吊脚楼里，总共只有60台彩电，16部电话，20部手机，5台洗衣机。

这里只有一条石子路。村里的小学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只有一名老师，同时教着两个年级的20多个小学生。当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孩子只能写作业。小学前的篮球场，是村里唯一一块水泥场地。

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会计几乎只是“管空账”，因为村里的公共收入“很少很少”。直到2001年，县财政开始每年下拨2000元办公经费，这个数字在

2005年增长到5000元。

一位在这里长大的县机关公务员听说五合章时，最初甚至觉得“有些难堪”，因为“一共才多少钱，就算全部被贪污了，又能有多少”？

但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似乎并不取决于账目的数额。“群众对村干部一直都不信任。”谭洪勇说。这位曾在山西大同当过炮兵的退伍军人，退伍后又在深圳当过几年保安，之后回到村里，在他27岁那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用他的话说，从2001年年底“开始主持工作”。

“谁当村干部，谁就有好处。”这些年里始终有村民这样认为。即便在县财政固定拨付办公费用之前，他们也在嘀咕，村里的公共收入究竟被干部们花在了哪里？村干部是否从中克扣了救济款？即使后来这样的款项改由镇里发放，仍然有村民怀疑，村干部们会不会去冒领？

事实上，就连谭洪勇当选村干部之前，也“一直有一种怀疑，村干部究竟有没有从中拿到好处”。

尽管每年农历腊月底，村干部会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上一年的收支账目贴出来，但这种公布看起来并不能消除村民的疑虑。至少在两位村支书的任上，公布榜曾被村民偷偷撕掉过。“账是他们管，他们算，谁知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有村民质疑。在谭洪勇上任之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2003年，撕榜事件又一次发生。“有两三次吧。”谭洪勇承认。

2004年年底村里换届选举时，在往常公开账目的张贴处，有人贴出一张颇有些火药味的匿名“大字报”。尽管内容并非直接针对村里的财务，但在谭洪勇看来，其中“暗藏着对村干部的不满和怀疑”。

谭洪勇有时会“感到委屈”，“但反过来想，这是群众对我们敲响的警钟，说明我们在公开方面做得不好。”这位退伍炮兵字斟句酌地说。

不过历任村干部似乎一直没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到了2006年2月，作为当时村里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环节，村党支部向一部分村民发放意见调查表，并发动党员向村民了解意见。结果发现，村民的意见大部分集中在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上。

“当时我们觉得，这已经不单是村里哪个人跟我们对着干的问题了，民主理财问题不解决不行了。”谭洪勇说。他是村里能使用这样正式语句表达想法的少数人之一。

这位党支部书记紧接着表述道：“尽管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里，‘管理民主’在最末一位，但就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解决管理民主问题，就已经谈不上发展了。如果群众不信任你，你带领谁去搞发展？解决民主理财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这一年2月21日，当“保先”活动进入到“边议边改”的环节时，村里的党员们被召集到一起，其中有一个议题便是如何解决村里的财务公开问题。

谭洪勇记得，当时有人提议村里的财务账目改成每月公布一次，也有人觉得现行账目公开方式太呆板，可以换些灵活的方式，但具体怎么个灵活法，却说不上来。在七嘴八舌中，村里一位叫谭洪源的老党员，提出了“五合章”的构想。

显然他们并未料到这个构想日后会在外面世界引发如此轰动。当天的会议纪要中，只是在记录完每位到会党员发表的自我批评和今后努力方向的言论后，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

“最后，谭洪源就围绕‘村务如何真公开，理财如何真民主’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既然村民对财务有怀疑，那我们就想办法消除他们的怀疑，我们能不能雕刻一枚财务审核章，然后把它分成5瓣，再召开群众大会选出4个村民代表和一名支部委员每人保管一瓣，真正把财务审核权交给村民。’”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合章的产生与谭洪勇兄弟二人同时“执政”有一定关系。在2004年年底开始的换届选举中，谭洪勇连任村支书，而他的哥哥、39岁的谭洪康，曾经的村团支部书记和村民小组长，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尽管这个村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都姓谭，人们或远或近都是亲戚，但在这个小小的“政坛”上，亲兄弟俩同时“执政”还是第一次。

“要让村民对你们兄弟俩信任、放心。”在村小学教了27年书的老师谭洪卓事后回忆，谭洪源曾在会上这么说。

没有人能说清这个57岁的老汉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只是猜测这跟他在村里当了许多年会计有关。“我管账太多了，就算我老实，人家还是要怀疑。这么搞了，就没人怀疑了。”村里现任文书谭元均这样转述谭洪源曾说过的话。

不管怎样，当这位老会计在会上向大家询问“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时，据说几乎所有人都说好。

“这样行，就这样定了。”村支书谭洪勇回忆说，自己在会上这样表态。小学老师谭洪卓记得，当时谭洪勇确实说过：“这个主意好，可以试行一下。”而村委会主任谭洪康当时以预备党员的身份参加讨论，也表态说：“这样最好。”

“因为我们是亲兄弟，就更应该被监督了。”谭洪勇说。而他的哥哥、村委会主任谭洪康则说：“说句实话，村民既然选我，就是对我放心的。但我们要让他们更放心。”

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来，就叫“五合章”吧

不过，当这枚日后变得著名起来的印章第一次被提出来时，围坐在一起的新老党员普遍有一种忧虑。据谭洪卓回忆，会上他们几乎“不约而同”有些担心：这算不算是私刻公章？会不会违法？

对此，村支书谭洪勇想了想说，这只是财务章，不是行政章，只搞财务监督，与其它事务无关，“可能没问题”。

散会后，谭洪勇还在想着这枚印章，晚上上了床，又从床上爬起来，用铅笔画了一张印章的草图。当他后来拿着草图找到村里的老木匠谭洪灿来刻这枚印章时，老木匠也犹豫了，问：“我搞这个是不是犯法？”

“可能不到犯法吧。”村支书回答，紧接着补上一句让老木匠吃了定心丸的话：“有责任我来负。”

谭洪灿于是接了活，从床脚下把刻章用的工具翻出来，又找来一截梨木，劈成五瓣，一瓣一瓣开始雕刻。他喜欢刻章，不过此前只是偶尔为村民免费刻私章，对方请他喝次酒吃顿饭作为回报。这一次，这位58岁的木匠也只是在晚上干完一天的活儿后，利用空闲，戴上5元钱一副的老花镜，坐在他的吊脚楼里，慢慢刻着这枚印章。

他也没想到，自己制作的这枚印章，后来“影响这么大”。当记者们蜂拥而进这个小村寨的那些天里，他正和村里的前任支书谭洪江一起，在邻村给人赶修吊脚楼。当村里为配合记者采访特地找车将他俩接回村时，谭洪江心里还在嘀咕：“是不是犯错误了？”

直到接受过几拨记者的采访后，谭洪江仍有些拿不准。“我们现在还有怀疑，到底是好还是犯法？”这位将花白头发梳成背头、敞怀穿一件呢子中山装的老支书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话说，“对我们村来讲好，对法理上来讲我们不懂得。”

类似的担心老支书30多年前就有过。据村里的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一场火灾几乎将全村的吊脚楼烧光，紧接着次年又遭遇一场旱灾，因为穷得过不下去，部分胆大的村民便开始私下里偷偷分地。镇里派干部前来驻村纠正，并呵斥：“你们这是‘小台湾’。”据说，谭洪江当时就因怕犯错误，“不敢搞”，没有参与。

当谭洪灿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将刻好的印章交到新任支书谭洪勇的手里后，不久村里就召开了村民大会。

2006年4月3日，60多个村民吃完晚饭陆续集中到村里小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内。女人们把孩子也带来了，男人们抽烟把教室弄得烟雾腾腾。这天晚上的会议内容，除了村主任宣读镇政府文件、分发稻种和营养液之外，便是投票选举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人们看到那枚印章摆在桌上。村支书谭洪勇说：“希望你们选出最信任的人来管这个章，来监督村两委的账。”

村民们趴在课桌上，在发下来的空白选票上填写姓名，不会写字的请人代填。很快，全村4个村民小组各自选出一名代表。而这枚印章的构想者谭洪源以支部委员身份当选。当着村民的面，5个人当场从村支书手里各自接过自己那瓣印章。

“也就是授权了吧。”谭洪勇后来笑着说。

按照最初定下的规则，5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村干部的票据就不能报销。“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来，就叫‘五合章’吧。”谭洪勇说，自己最初就是这样给这枚印章取了现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