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是受过病虫害的花朵，是未成年人，可塑性大，他们的问题是后天形成的。因而他们是可以教育的，也是能够教育好的。”

对这些曾经的“坏孩子”来说，不管现在是职高毕业生还是将军、博士生导师、学校校长，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工读生”，一个曾经被歧视和被损害的幼小人物的内心，那种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所有的彷徨与无助，失落与渺小，在这样一个标签面前，几乎没有人愿意回首往事。

适应并促进问题学生发展的工读教育也是优质教育。工读学校不是少管所，而是基础教育的特殊成员；工读学校不是托儿所，而是家长教育的特长学校；工读学校不是薄弱学校，而是优质教育的特色品牌。

工读:历史中“坏孩子的集中营”

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的显龙山麓北面，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青砖琉璃瓦的起脊平房在数千平米大院中的树木笼罩下并不显眼，等人进到灰色的围墙里面就能发现三层或者四层的楼房其实也有几栋，只是由于正在装修，让绿色的防护帷幔和旁边的松树混成了一体。

大院门口的小铭牌上刻着“海淀寄读学校”几个美术字。

五十二年前，这里是新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也曾经是无数人想像中那关满了“坏孩子的集中营”。

五十二年后，2007年6月1日，经十届人大常委会修订并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互相配合加以管教；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从沿用前苏联的“高尔基工学团”至今，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工读学校确定为“专门学校”。

沿用

马卡连科、徕卡－费德相机、高尔基、克格勃、捷尔任斯基这是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名字,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已经被取代的“工读学校”。

1920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有效解决内战遗留下的孤儿和流浪儿这一社会问题。由乌克兰人民教育委员会委托教育家马卡连柯在波尔塔瓦组织成立了一个小型的流浪儿收容站。随后，这个实验性的收容站被以苏联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苏维埃的第一所高尔基工读学校。

然而，马卡连柯的早期工作并没有得到当局认可。1927年4月他被委派工作于哈尔科夫郊外的捷尔任斯基公社。

这是乌克兰国家警察局为了纪念列宁、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苏维埃秘密警察机构契卡（克格勃）创始人捷尔任斯基为新生苏维埃儿童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建立的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

在这里，马卡连柯在收容所最初工作中确立的让流浪儿童们半工半读，最终将其培养成社会有用人才的教育思想最终得以实现。

1932年10月26日，苏联历史上第一批3台仿制的徕卡相机在捷尔任斯基公社诞生。这种刻有FED（捷尔任斯基公社）标志，由工读学生制造的新照相机印证着这所儿童公社里半工半读教育理念的成功。

中国工读学校创办的时代背景与前苏联有着惊人的相似。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再加上连年的国内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1955年。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创建了工读学校。

1966年，处于创建初期的工读学校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停办。十年后，“四人帮”粉碎了，由于十年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1979年6月，中共中央指出：“工读学校是一种教育挽救违法犯罪学生的学校，要认真办好。……各地应在党委领导下，以教育部门为主，共青团、公安部门积极配合，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举办一批这样的学校。”

从此，工读学校又恢复了办学。

严管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学校里不光学生，教师都跑得差不多了。”退休在家的刘锦春是文革后恢复办学的海淀工读学校第一任校长，在显龙山下的温泉乡一待就是22个年头。

1979年冬天，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最严重的时刻。

这一年的11月7日，海淀工读学校里发生了后来被称为“11·7案”的群殴事件：开学仅半年，学校的工读生因为打饭时和农民相撞将农民打伤。当天，学校所在地的温泉乡村民将学校砸了个精光，整个学校只剩下一些三十年前盖的破平房，没有围墙，房根下堆积着的炉灰和粪尿冻成了半米多高的土堆。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北京市教育局派刘锦春来到了温泉乡。

学校被农民砸毁后，剩下十四名学生。公安局、五七干校派来的两名副校长也全都撤走了，刘锦春只能独自带领剩余的教职工继续坚持招生。

困难是显而易见，由于只能到关系极其恶劣的村里接水吃，经常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就没水接了，甚至到了夏天都没法洗澡，出了汗也只能用毛巾沾水擦一擦。

“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下，是培养不出五讲四美三热爱学生的。”校史册中的旧照片上，当年的刘锦春正是年富力强。

“那时候学校对教育学生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管住就行。学生们也就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文化课，尽管 ‘工’的部分几乎没有，但还是叫工读学校。”刘锦春带领老师和学生拔草、平地、修院墙，到邻近的颐和园车站帮忙擦车也成了工读教育的“务工劳动”内容。

当时的学生主要是在普通中小学无法管教但又不够逮捕法办或强劳、少管的学生，学校招生困难、教育效果也不太理想。

“学生反抗意识很强，冬天你升炉子，他就往里面撒尿。”2007年国庆，离海淀寄读学校不远，农业大学旁竹园小区的宿舍楼里，刘锦春背靠窗坐在椅子上，眼睛虚望着前面。

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教育模式开始突现端倪，“严管班”、“脱离班”开始出现。

当时的“脱离班”一个班四十多名学生，封闭式管理，三个月不准回家，学生加工信封、绑墩布，老师们也两周才轮休一天，学生三个月后根据表现情况，享受奖假回家的待遇。

“以前一些工读学校真有铁笼子，不能站也不能坐卧，只能蹲着。”在北京城的另一边，门头沟工读学校董国舫校长点燃一根烟，把自己慢慢沉入到烟雾当中。

1990年，特殊教育模式的效果在北京市中学生毕业会考上被显示出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海淀工读学校全体初三学生全部考上高一级学校。参加中考六门功课的平均分、及格率都要高于海淀区的普通学校。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以及不少中学老师都跑到海淀工读学校听课取经。

“小流氓”

“早年间，人们一提起工读学校就认为里面的学生都是小流氓。”海淀寄读学校副校长徐宏伟说。其实，工读学校也出了不少人，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海淀工读学校的工读生中就不乏出类拔萃者。“有记者、将军、博导、音乐家、画家等，北京朝阳工读学校的校长也是我们这的毕业生。”

五年前，谭朴退休时是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六中(原朝阳工读学校)的校长，现在是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四十多年前，谭朴则是徐宏伟所说的那名工读生。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可以算是工读教育方面的专家了。”一头乌发让六十多岁的谭朴依然显得年轻、精神，而退休也才六年的刘锦春却早在十年前就白发苍苍。

根据谭朴的介绍，1955年至1966年，在工读学校的创办时期，学生年龄曾一度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了十三四岁的问题学生。学校实行的是带有强制性的半军事化封闭管理制度，基本不放假，星期天属于奖励性放假，只有表现好的学生才可以享受。

“每天起床号吹响后5分钟，就必须穿好衣服列队点名，吃饭，去上课都得排队，即使去劳动，抗铁锨也要像抗枪一样神气。每天时间安排的很紧凑，基本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学校门是不允许随便出的。”谭朴聊起数十年前的工读生活依然历历在目。

“学校设有禁闭室，打架斗殴或者逃跑在外继续犯罪的学生，都会被关禁闭，一般是三天。禁闭室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扇小窗户，吃饭就是由专人从小窗户内递进来，其实也是让学生自我反省。”

文革后恢复办学时期，工读学校的办学延续了文革前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工读学校的学生逐年增多，基本都是问题严重，学生年龄逐渐偏大。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84年，招生发生了困难。

“1986年，北京市朝阳工读学校100多名老师，却只有30多名学生。”作为工读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和朝阳工读学校的老校长，对当年的历史谭朴相比其他同行更有发言权。“大部分工读学校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难题。”

为了学校的生存，也为了消除社会上对工读教育的偏见，工读教育开始向普通教育的办学方式靠拢。生源从原来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到“问题学生”，在征得家长，原学校和工读学校三方同意后，对这些“问题学生”进行超前干预，使这些学生不要向犯罪的层次靠拢。

这一举措得到了普通学校的支持，这也是“工读预备班”的开始。

1999年11月1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开始实施。其中，对应该送工读学校的九种不良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到“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以及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的不良行为。

即使是这样，学生的生源还是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的宗旨是办强不办大。”董国舫说，工读学校的学生增多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即普通教育效果差。

改名

1995年，海淀工读学校除了继续招收违法和轻微犯罪的青少年外，对品德行为偏常，打架逃学，严重违反校纪的初一初二学生开办了“寄读班”，1999年更开设了“职高班”，挂起了“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校牌。

尽管法人的名称在执照上没更改，但从此，工读学校的校牌不再悬挂。海淀寄读学校在校生从过去的100多人一下子上升到了300多人，所有的工读生也开始被更为隐讳的称之为中性的“问题学生”。

“我们也正在汇报，准备改名为‘南城一中’。”董国舫办公楼外的学校大门上嵌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砖，上面刻着的“永定职业学校”是这个工读学校正在使用的另一个名字。

“港澳地区叫‘困难学生’。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提出要靠‘环境育人’，要‘以人为本’。”刘锦春从书架上拿下三本厚厚的校史册却并不翻开，用手指戳着书的封面说，“这些孩子是受过病虫害的花朵，是未成年人，可塑性大，他们的问题是后天形成的。因而他们是可以教育的，也是能够教育好的。”

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到普法宣传教育的普及，“现在对学生可不能打不能骂，这都是体罚，一动就违法了。”门头沟工读学校唯一一个比校长教龄还长的高级教师张老师说。

“就得靠说服教育。老师家访率我们是百分之百，一个班不超过二十五名学生，两个班主任同吃同住，根本不存在孩子来了学坏了的情况。2004年我们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老师、学生甚至家长都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随时进行辅导，现在更开通了咨询热线电话。”徐宏伟拉长了声调用北京方言吆喝着他的骄傲。

“家长是要到学校考察的。现在学生的学杂、住宿、服装等费用都是全免，您要是想让孩子上我们学校，甭说正常招生，就是找关系、走后门都不一定进得了。回头您再转转，看看学校的环境和教育。”

二十八年来，海淀寄读学校已经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几千平米破平房变成了一座被一条南北向甬道隔成东西两侧，房屋由红漆廊柱连成的古老四合院。一万四千多平米的花园学校，数千万元的政府投入体现在教学楼、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生活用房上。

“二十年前的学生大多是小偷小摸，打架的多，经济型违法的少。”刘锦春说，“现在是针对九种不良行为的学生。”

心理健康

一旦过了国庆节，门头沟的气温比市区就明显要低一些。中午的阳光跟着门头沟工读学校篮球场上那几个打球学生的影子东蹦西跳。

篮球场旁边的活动室里，两个学生正围在一架星海牌立式钢琴前争闹着，站着的那个学生穿了件剪掉袖子的海魂衫，几缕蓝色的纹身在两人的胳膊间扭动。

坐着的学生用一根手指用力按着琴键，最终在钢琴的轰鸣声中被站着的学生拉了起来。突然，一连串完整的音符跳了出来，是摇篮曲，音符就是从那些蓝色的纹身中间跳出来的。

“慢慢练就成这样了。”站在琴房一角的张老师盯着钢琴上一本叠了很多角的琴谱对刚才那个被拉起来的学生说。

“中国的孩子还是很聪明的。你给他们一根羽毛，他们就可以飞，你给他们一滴水，他们就可以看见大海。”首都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数学故事大王李毓佩曾说。

“我觉得还是教育方式的问题。”小波（化名）从门头沟工读学校初中毕业后进了永定职业学校继续读书，他就是那个有着蓝色纹身会弹钢琴的学生。

在海淀寄读学校，职高部学生在获得高中文凭的同时，每人均持有“微软”、“flashmx”等四个专业证书，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考上大专，继续深造。至今为止，职高部毕业生走向社会后无一犯罪。

从“只要管住、半工半读” 到“坚持德育为主”和“学职业技能，保证升学率“，工读教育五十二年来一直在摸索中寻找适合的教育方式。

“有的家长一来就不走了，要求先给自己做心理咨询，家长先上课。”海淀寄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刘燕主任说。

海淀寄读学校的大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在有着众多铝合金和单向玻璃装饰的德育楼上。三层的休息室里，流水声中音乐缓缓响起，“学生来校后我们都要经过心理测量、心理调查和访谈来建立心理档案。”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箱庭室里，每个橱柜里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有小泥人、狗、汽车模型等。

一次上心理测量课时，刘燕发现一个叫小培（化名）的学生在沙盘中摆上了几条大狗，并设置了围墙等，却把代表自己的小泥偶藏在房屋的后面，代表父母的两个泥偶也被分别放到了围墙内外。

“当时我们就发现了问题。这是孩子对外界感觉不安全的表示。在沙盘中摆这些玩具时自己的真实意图一般会透过这些玩具摆放的位置表达出来，这是人的一种下意识的体现，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通过对小培家庭情况的了解刘燕得知，小培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离异后关系很恶劣，经常在孩子面前吵闹的表现让小培从小就十分排斥接触外人。

与小培的班主任老师沟通后，他们找到了小培父母，听完刘燕对小培心理活动的详细分析后，小培父母同意不再在孩子面前吵架。过了一段时间，小培在心理测量课上再摆沙盘时就将大狗和围墙换成了游泳池和树木。

细心的老师们在课后的分析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沙盘中摆出很多泥偶后，小培把代表自己的泥偶单独放在沙坑旁边。“这表明他没有朋友。”刘燕和老师们商量了好几套方案，最终让孩子们主动和小培交上了朋友。“第三次摆沙盘时就完全是开放式的了。孩子的心理明亮了，其他方面也就积极主动了。”

为了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状况，学校专门建立了“智慧父母俱乐部”：作为家长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庭与学校沟通的桥梁。

箱庭室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茶室，“有时候学生之间甚至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就让他们自己来茶室喝喝茶，聊聊天，让大家通过喝功夫茶这种细磨功夫让冲突双方慢慢冷静下来再解决问题。”在刘燕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每一间房间里都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

优质教育
上世纪80年代，众多电视剧、电影反映了工读学校教育挽救有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艰辛和感人事迹。今天，提起工读学校，人们第一反应大多是高墙、铁丝网、警察和少年犯。

1998年以前，四川成都五十二中，学校前面是火葬场，后面是公墓。一幢阴沉沉的四层小楼常年隐藏在浓雾当中，走近了，清晰可见的是铁门上的大锁。

今天，在成都市高新区西边的五十二中早已建起了二十多亩的新校舍，更在摸索着新的教育方法。

从前，在成都，五十二中是吓唬孩子的手段，不听话的学生被送到那去，“老师要打人，不只是老师打，同学也要打。”家长的面子、孩子的自由、同流合污的可能、将来社会的歧视都让学校遭遇了社会的冷落，甚至每“骗”来一个学生学校即奖励老师一百元都无济于事。

“因为聪明所以比较调皮，因为好奇所以比较另类，因为成长所以比较叛逆”，这是如今五十二中网站上老师们的教育感言。

从罚吸烟学生喝香烟泡的水到吸烟的老师带头戒烟，从禁止学生上网到老师带着学生上网、指导家长上网，从埋怨家长到每周一次电话访问、每月一次家教技术指导、每学期至少一次家访等方式，从花钱买学生到学生自愿来，工读学校在各种复杂的眼光中改变了全社会的看法。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的“渣子”、未成年人中的“败类”，偏见、误解和歧视等曾经对那些“坏孩子”来说，不管现在是职高毕业生还是将军、博士生导师、学校校长，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工读生”，一个曾经被歧视和被损害的幼小人物的内心。那种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所有的彷徨与无助，失落与渺小，在这样一个标签面前，几乎没有人愿意回首往事。

五十二年过去了，工读学校、教育方式在摸索中一点一点发生着改变，而这些变化最终都在学生身上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

从工读教育创建之初的“能管住就行，文化课无所谓。”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问题少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开发着社会的教育智慧，提高社会整体的教育艺术，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主体，在职业教育的结合下实现着教育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目的。

“适应并促进问题学生发展的工读教育也是优质教育。工读学校不是少管所，而是基础教育的特殊成员；工读学校不是托儿所，而是家长教育的特长学校；工读学校不是薄弱学校，而是优质教育的特色品牌。”这是成都五十二中的宣言，这也是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73所工读学校的宣言。

至此，在“工读生”这个带有贬义的词语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工读学校这个名称也将如那曾轰动一时的费德照相机一样，最终停留在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