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力量叫真实——党宪宗：一个草根商人的民间独立调查

四年大学费用需要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2003年，陕西商人党宪宗对合阳县农村110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40户家庭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大学学费这么高，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 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村支书如是说

农民孩子上大学，为何那么难？（以上为资料图）

镜头一：为了让儿子通过体育考试关，母亲每天晚上陪着儿子练跳高，练长跑。儿子跳、母亲跳，儿子跑，母亲也跑。母亲累得病倒在床上，当儿子告诉母亲他考上高中重点班时，母亲忽地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我娃（陕西人把孩子称作“娃”，记者注）给我争气了！

镜头二：一个位母亲为了娃们上大学，不惜挪用公款四万元，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开庭那天，被告席上是憔悴、羞愧的母亲，旁边是大学毕业后的女儿从北京为她请来的辩护律师……

镜头三：冒着大雨，一位母亲拉着一车西瓜爬泥泞大坡，一步一滑，她悲壮地喊起了口号：“为了我娃，下定决心！为了我娃，不怕牺牲！为了我娃，排除万难！为了我娃，争取胜利！”

镜头四：一位县城机关干部，多年来把自己全年的工资集中在八月份一次领取。为了节约钱，他和三个女儿一样每天往返城乡八十里做起了“通生”（不住宿的学生）。靠一辆“玉兔”牌自行车，二十年间，他“驮”起了一个研究生、两个大学生的城市梦……

……

这不是哪部影视剧里的情节，也不是某个作家“为感动读者”虚构出来的煽情文字。这是一位县城招待所老板历时三月、调查渭北黄土高原农民供养大学生所了解到的真相。

这份近30万字的原始材料被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共鸣：2007年秋，大学开学的合阳学子们行囊里，多了一本从家乡带出的感恩读物；不少农民父母们自费买来书籍，邮寄给自己在外读书的娃做为“教材”！读了调查报告的农民父母们哭，农民的娃们哭，编辑这份书稿的女编辑们也哭……从书籍出版、再版的今年春夏之际，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到黄河岸边的“中国爱情诗源头”合阳，一度沉浸在这本朴实书籍带来的感动和沉思里。

2007年9月19日，记者赶赴合阳，采访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党宪宗，了解到《沉重的母爱》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草根视角

汽车东出西安，途经园地里挂满火红柿子和套上塑料袋防公路灰尘的苹果的关中平原，记者来到距西安160余公里的渭南市合阳县。

靠近渭北高原的合阳，境内由大峪河、太枣沟等四大沟系切成塬沟相间的台塬，属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同时合阳又面临黄河岸边，隔40里宽的黄河与山西相望，在地形地貌上被概括为“一滩二沟七分塬”。商朝的名相伊尹、孔子的高徒子夏、为汉朝开国立下不世功勋的韩信、中国历史上首下“罪己诏”的汉武帝，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过纷乱的足迹……

辉煌历史已被漫漫黄土掩埋。现实的合阳，让人叹息得最多的，是至今没能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走在县城的街上，到处坑坑洼洼。抬眼所见，偶而可见几个新开工的杂乱工地，但大多建筑都蒙上岁月的痕迹，停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9月21日，记者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正为他承包的合阳县政府招待所搞装修的党宪宗。

眼前的党宪宗，身材魁梧，方脸浓眉，声如洪钟，典型的西北大汉。

挂有合阳县政协常委、商会副会长等多种头衔的党宪宗，自改革开放后，做过中学教师的他自1985年开始“下海”，从事餐饮服务业至今。从1990年开始，他承包经营的县政府招待所开展接待高考学生的业务。每年七月，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经过三天的煎熬和拼争，走出农村，跃入了都市“龙门”，开始了农村娃向城里人的蜕变；而每次高考都要陪考的农村父母们，在儿女们工作多年后，却还默默地背负着供养儿女们上学所欠下的债务。穿的是褴褛的衣衫，住在低矮地方的农舍，生活在虱子、蝇子、蚊子繁衍滋生的“三多”环境里面，延续的仍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千年不变的生活！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合阳县，每个家庭供养两三个大学生的家庭极其普遍，甚至有一个家庭担负四个甚至五个大学生的。

这些年，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亲历了供养两个大学生儿女艰辛的党宪宗，深切感受到，进入城市生活的大学生子女们和农村父母们的感情有了隔膜，亲情在慢慢的淡化。

经历过生活苦难的党宪宗由此陷入了深思：究竟是什么让亲父子和亲母女之间，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是什么让血浓于水的亲情在现实面前产生了碎裂和隔膜，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碎裂和隔膜越来越大！

陪考之苦

党宪宗说，从1990年起，他开始留心并琢磨“大学生”问题。

党宪宗把招待所和饭店当成了观察的“窗口”，他不仅与来店中投宿的学生和“陪考”的父母们聊天，还跑到考场外去观察。1998年，大学学费开始“重”起来了。高考的第一天，党宪宗发现一对农民夫妇候在考场外面，他们是从离县城三十里以外的乡下骑自行车送女儿来参加考试的。这对夫妇告诉党宪宗，这是送第三个女儿参加高考来了：他们的大女儿已在美国留学，二女儿在上海读书……这对夫妇早晨骑自行车进城，一直要在考场外等到下午考试结束，晚上接女儿回家住宿，第二天再来陪考。党宪宗第二天遇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们正从一个黑不溜秋的口袋中掏出冷馍在啃，“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曾经做过乡村故事讲说员的党宪宗叙说起来绘声绘色。他说，从这一年开始，他动了实地自费调查农村大学生回报父母情况的念头。

第二年，党宪宗又在考场外遇到一个老奶奶。老奶奶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已经不能称为“皱纹”，而该叫做“沟槽”了。老奶奶对党宪宗说，她的大儿子病死了，儿媳妇患上了精神病，孙儿前年考上了大学，她这是送孙女儿参加高考来了！

这辛酸的一幕，对党宪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2003年，党宪宗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初中同学，老同学诉说他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多年，对家里几乎没什么回报，他最小的儿子也在自费上高中，当年就要考大学了！“老同学”眼神不好，背也驮了。几十年不见，党宪宗几乎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倒是他先认出了经常在电视台亮相的党宪宗！老同学的老态让党宪宗感到椎心的疼痛。他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再不去进行从1998年就在开始计划的实地调查，就再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于是，在2003年的7、8、9三个月时间里，他推开繁忙的生意，购买了录象机、照相机和录音笔，深入到合阳县境内近20个沟塬乡镇，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民间社会调查。

党宪宗回忆，当时进行集中调查的时间，正是黄土高原上最为酷热的三个月。他不顾自己17年糖尿病的身体和老伴的强烈反对，搭乘火三轮爬坡塬、钻山沟，常常是忙到深夜11点钟才得以回到县城家中。腰酸腿疼的劳累也时常使自己的意志发生过动摇，但是，总有一种东西让他在这场在局外人看来完全“不划算”的社会调查中停不下来。

三个月采访调查时间，党宪宗录下了近30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摄了近100小时的像，总计花费近5万元。2003年做完采访后，因为生意上的繁忙，党宪宗并没有马上写出书稿。采访材料先是在县上流传，一些领导看了之后感动得流泪。消息传到西安，《西安晚报》一位记者下来重点采访了几户人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直到2005年，党宪宗才抽空在一个农家租房，用一个月写出了二三十万字的初稿，之后七易其稿。到2007年1月，对40户农民家庭艰难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正式出版。在整个调查采访过程中，往往是诉说者在哭，党宪宗和陪他一同去采访的人在哭，这部调查报告的采写完成，可以说是由泪水浸泡出来的。

随着对事实真相的接近，党宪宗的调查主题，也由调查“大学生对父母的回报”的初衷，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父母供养大学生的艰辛付出和巨大牺牲”。